为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贯彻“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落实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根本任务，切实做到“四学四强”，6月2日下午在东湖校区图书馆报告厅，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崇德讲堂·名师系列讲座”活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正东开讲，讲授题目为“《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学院副院长朱卫卿主持报告会，全体教师聆听讲座。

唐正东教授首先指出，“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要求，本质上是要求在回答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与《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深入研究“两论”既能深化对于“两个结合”的理解，也能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研究路径。

唐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印刻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中的鲜明特征。“两论”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既反对本本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同时又追求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研究“两论”过程中，我们要反对西方学者的“抄袭论”，认为“两论”是对西洛可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照搬照抄；同时也要反对国内学者提出的“创新论”，认为“两论”中的理论和观点完全是毛泽东同志的创新。通过将“两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借鉴西洛可夫和米丁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超越。

在“‘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部分，唐教授认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化，讨论了认识发展的规律问题和认识发展的无穷性问题。西洛可夫和米丁虽然强调认识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实践是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但没有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不仅阐述了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人的认识水平，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从而将一般认识论推进到历史认识论，而且表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洛可夫和米丁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为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并强调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则强调两者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的理性认识才是真正的理性认识。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中，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是强调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强调理性认识是强调辩证法。毛泽东还提出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具体路径，即“十六字方针”，并强调认识与实践间存在着无限循环，而非西洛可夫和米丁所提出的“认识向实践转化”的“单循环”。由此充分说明，《实践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时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到新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借助“亲知”概念，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在“《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唐教授认为，西洛可夫和米丁在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多重角度展开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解读，但过于强调“特殊性”，忽略了“普遍性”，只强调具有质的特殊性的事物在其发展中所具有矛盾运动规律，没有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中的本质地位。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谈矛盾运动的规律问题，认为需要解决的是具体矛盾，而不是孤立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处在中国民主革命两大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抗战时期的具体矛盾。由此，普遍性不再是抽象的，特殊性不再是非历史性的、经验性的，而是矛盾发展史中的一个具体矛盾的特殊性。西洛可夫和米丁只强调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不强调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矛盾，其中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并规定和影响了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次矛盾的相互关系具有复杂性。西洛可夫和米丁阐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性质起决定作用，但毛泽东将之批评为“机械唯物论”，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毛泽东的观点更具辩证性，不仅始终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且始终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人定胜天”、“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等也充分说明了其观点不可能走向均衡论。

在讲座的最后阶段，与学院教师交流中，唐正东教授提出“无文本不学术”，建议学院教师要重视阅读原典，只有阅读原典，才能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才能提升自主获得学术信息能力。